每当谈起中国在光刻机、光刻胶、手机操作系统等领域被“卡脖子”，每当看到美国硅谷的芯片等半导体掌门人大多都是华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由得联想到2005年，当钱学森老先生在病危之际，仍关心中国科研教育事业所提出的问题：“为何如今我们的学校，培养不出享誉全球的大师级人才？”这便是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。

对此，中科院院士、北大教授姜伯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被自己的教育困住了。

姜伯驹院士是中国著名的数学家，曾经解决了困扰数学界50多年的尼尔森不动点猜测问题。他长期从事一线的教育工作，直到现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每天坚持给北大的本科生上课。

十几年前，国家课程标准的修订引起了许多人的讨论。国家课程标准是指一个国家学校课程的基本纲领，明确了对学校教育在规范和质量方面的要求。对于这次“新课标”的修订方案，很多人都拍手称赞，认为它降低了教材难度，减轻了学生负担。但姜伯驹却认为标准降低了，恰好成了培养出高科技人才的症结所在。

一直以来我国实行的都是应试教育，课程标准就像是一扇大门，老师们为了考试通过率和升学率只讲那些能进走大门的内容，其他的内容不愿意、也没必要教给学生。高考不考的，课堂上就不讲，高考要考的，每一门都不能掉队。逐渐地，应试教育演变成了“学得杂、学得浅、考得刁”，进而导致学生课后时间也被填满，没有了接触外界新鲜事物的机会。日复一日地重复书本上教导的逻辑理论，缺少了思考独立问题的能力。长此以往，再优秀的学生也会失去创造力和好奇心，成为思想僵化、只会被动学习的“刷分机器”。

姜伯驹院士正是看清了这一点，才会大声疾呼：如果要培养更多的人才，解决中国频繁被“卡脖子”的问题，首先要完善人才的培养制度。而同样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外流问题的，还有华为总裁任正非。

二、任正非的犀利发问

在一次华为内部的会议上，关于“鸿蒙生态班”与哪所大学合作，华为海思半导体总裁何庭波再三追问任正非，何为不考虑与清华北大？而等待何庭波的却是任正非无奈地反问：“如果和清华北大合作后，人都跑到国外了，谁来负责？”

最终任正非力排众议，将华为研发手机和电脑操作系统的“鸿蒙生态班”落户在了西北工业大学，抛弃了清华、北大等毕业生出国率较高的顶级学府。

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代表，华为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去研发技术和培养人才。根据华为2020年年报，华为投入研发的经费超过1418亿元，占营业收入的15.9%。之所以任正非这么舍得花钱，是因为1998年任正非到美国考察，发现那些华为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技术、专利，竟都是在来自硅谷的华人工程师们研发出来的。如今全球十大芯片公司的掌门人，如博通的陈福阳、联发科的蔡明介等8人竟都是华人。

曾担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施一公在一次央视采访中吐槽，1985年，和自己同一届的清华本科生有2251名，大学四年毕业后有约1700名去了美国，结果这些人中几乎都留在了美国，且大多从事科研工作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全美范围内，有20多万名中国985高校毕业生在美国的大学、研究所和高科技公司工作。

任正非之所以最后会选择与西北工业大学合作，正是因为西北工业大学的校风淳朴，毕业生多数都留在国内，并且作为“国防七子”之一，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很多都参与到中国航空、航天、航海等领域的科研工作当中，在其中也涌现了不少杰出人才。比如西工大的5381班被称为“史上最牛航空班”，从中走出了歼-20战斗机总设计师杨伟、运-20总设计师唐长红和歼-15总设计师赵霞，其中杨伟、唐长红两人还是舍友。

反观清华北大虽然是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学府，但毕业生后期都选择出国深造或者出国工作，最后留在外国定居。为了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，任正非只好不得已“得罪”清华北大。对此，任正非生动地比喻道：“中国的鸡，不能总是跑到别人的家里下蛋。”

与其花大价钱采购国外的技术，不如在国内培养自己的人才。于是，任正非不仅将鸿蒙班落户在西北工业大学，还开展了华为的“天才少年计划”，通过顶级的薪资，留住国内顶级的人才，目前已有数十名应届毕业生通过“天才少年计划”入职华为，其中张霁、左鹏飞、钟钊等人都拿到了201万的天价年薪。

三、结语

100年前，无数爱国青年冒着生命危险，将西方先进技术偷偷带回国内，帮助孱弱多病的中国“走向共和”。如今，中国富强了，大批的留学生们反倒选择留在国外，这是个别学生的问题么？

很多教育专家解释称：“我们把小学和中学办得再好，人家只要把大学办好就足够了。”而究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刻意地追求分数，刻意地“补短板”，而忽略对人才兴趣的培养，不肯发挥人才的“长板”。

任正非曾明确指出，完美的人是没用的，社会分工是将每个人的“长板”拼凑在一起的。每个人比的不是谁没有短板，而是谁的长板更长！

任正非的话恰好验证了姜伯驹院士的观点：卡我们脖子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我们自己的教育。